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出現許多需要關注的社會現象。進入老齡化社會是全球面臨的其中一個最大難題,此外近些年地緣政治、新冠疫情、通脹、人工智能等熱點問題佔據了人們所有關注點,這其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全球性問題被忽略 – 全球性超重問題。本篇文章為讀者揭開日益嚴重的全球超重以及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並探討應對方式和潛在的投資機遇。
每個國家都受到超重的影響,一些低收入國家在過去十年中增長比率最大。沒有一個國家稱其整體人口的超重率有所下降,也沒有一個國家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HO)設定的“到2025年不超過2010年水平”的目標。那如何定義偏重與超重呢?根據WHO的計算方式,利用身高與體重可以簡單計算出一個身體的BMI值,再根據BMI值的區間進行不同體態劃分。(WHO的標準僅供參考,不同年齡段和不同身材的人士數據可能會偏離)
WHO今年最新報告顯示,預計到2035年,全球偏重和超重(BMI ≥25KG/M²)人群數量超過40億人,相較於2020年的26億人,增長近54%。換句話說,偏重和超重人群數量從2020年佔全球總人口的38%增加到2035年的50%以上的趨勢(不含5歲以下的兒童)。其中超重(BMI ≥30KG/M²)的盛行率預計在同一時期內將從14%上升至24%,影響到將近20億成年人、兒童和青少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超重趨勢。
同時WHO也指出,超重比例上升預計將在兒童和青少年中最為明顯,從2020年至2035年,全球男孩的超重率將從10%上升至20%,全球女孩的超重率將從8%上升至18%。
通常人們的認知當中,發達經濟體的超重率較大,但是近些年開始在欠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超重人群數量顯著增加。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0年代與2010年代對比,低收入國家/地區的偏重和超重人群比例變化非常明顯(如下圖所示)。
超重不僅僅是個人健康問題,會對社會正常運轉、各國經濟和政府財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除了超重人群的死亡率會提高,生產力降低、殘疾率增加、醫療支出增加、提前退休等等,而這些都會影響各國的人力資本,是各國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例如,美國預估超重會增加890億至2,120億美元的財政成本;中國估算在2020年和2025年分別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58%和8.73%;巴西預計超重相關的醫療支出將從2010年的58億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101億美元。根據目前的趨勢,到2035年,偏重和超重將使全球經濟損失超過4萬億美元,占當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3%。(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HO)
算完經濟賬之後,我們再來分析造成超重迅速增加的原因以及對個體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隨著全球超重問題日益普遍,了解其影響並解決其根本原因對於促進更健康的社會至關重要。
首先大家要明確一個概念,超重是一種慢性病,我們要正確的對待超重。
超重受到身體內外許多因素的影響。大體上可分為個體自身的直接原因和社會的間接原因。直接原因有飲食結構,運動量和基因等。早年營養不良和縱向生長減少,由於技術發展和生活方式變化導致的能量消耗減少,以及由食品系統變化帶動的食物消耗和進食行為的轉變。一個人可能天生就有體重增加的傾向,就像有人天生擁有特定的眼睛顏色一樣。或當一個人進食時,來自胃和腸道的激素信號會轉化為減少飢餓感和增加飽足感的感覺,這控制著一個人的飲食。個體的健康、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也可能導致體重增加。個體生活的地方以及圍繞著他們的文化也可以影響患超重的風險。大量的研究和評論反復發現,偏重和超重與城市化、全球化的商品和服務以及現代技術的普及等等相關。
偏重和超重是導致非傳染性疾病(NCDs)的重大危險因素:
此外,超重通常伴隨著心理健康問題,如抑鬱和焦慮。針對超重的污名化和歧視可能加劇這些問題,導致生理和心理健康問題的惡性循環。
除了個體提高健康意識以外,我們認為不同部門可以在幫助預防未來世代偏重和超重的上升方面發揮許多關鍵作用。
這裡可以舉兩個不同的案例給大家參考。一個是新加坡政府推出的營養等級(Nutri-Grade):一種強制性的前包裝營養標簽,根據飲料中的糖分和飽和脂肪水平,對其進行四級評分。評分有顏色編碼,A級為綠色,D級為紅色。並且要求糖分較高的飲料必須顯示其分類。這些規定旨在防止糖尿病以及超重率不斷上升。另一個是丹麥的一家製藥公司Novo Nordisk(諾和諾德),生產司美格鲁肽的GLP-1促效劑的減重藥物,可以搭配運動的基礎上幫助偏重或者超重人群減重15%。
關於這個領域的投資機會,我們認為可以關注運動健身相關企業、綠色健康食品、制藥類公司、營養補劑等產業。但這個賽道不是短期盈利的推薦,而是隨著超重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長期關注投資機會。
偏重和超重問題已經成為當今全球面臨的嚴重公共健康挑戰之一。這個問題不僅影響著個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還對整個社會和經濟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個體而言偏重和超重會導致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關節炎等等疾病,對社會而言超重問題所帶來的經濟成本巨大,醫療費用、勞動力生產力的降低都會構成經濟負擔。解決超重危機需要一個綜合性的方法,包括公共衛生舉措、政策干預、教育和行業責任。政府、醫療體系和社區必須攜手應對超重的根本原因,創造更健康、更公平的未來。在這個過程中,投資者可以關注不同行業和部門的潛在投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