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傳統中,龍被尊崇為權力和智慧的化身,同時也是精神信仰和文化認同的重要象征。許多人相信,在龍年出生的孩子擁有更多的好運,更容易獲得成功。在華人聚居的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等國家,每逢龍年往往會迎來一波嬰兒潮。
以香港為例,1988年和2000年這兩個龍年,出生人數均出現了顯著增長:1988年的新生兒數量較1987年上升了7.8%,而2000年則比1999年增加了5.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和臺灣。2012年龍年中國的出生人口達到了1973萬,高於2011年和2013年的1797萬和1776萬。而在臺灣,2012年的新生兒數量為23萬,也高於相鄰年份的20萬。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許多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經歷了經濟騰飛的黃金時期。嬰兒潮所帶來的勞動力激增,無疑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註入了強大的動力。2024年正逢龍年,借此新春佳節之際,讓我們一起回顧過去幾代龍年嬰兒潮人口的成長歷程,特別是他們進入大學、畢業並踏入社會的階段。我們將共同探索這幾代屬龍人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化作推動經濟飛速增長的強大引擎。
1952年是龍年,這一年出生的中國人,在1960年代末步入了求學和就業的階段。自1966年起,中國政府決定暫時停止高考,這一傳統的大學入學選拔機製,轉而推動數千萬城市青年走向農村,參與農業生產和鄉村建設。
因此,對於這批1952年龍年出生的中國人來說,在完成中學教育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投身於農業生產。當時,中國農業缺乏現代技術支持。這一代人作為嬰兒潮的一部分,為農業生產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支持,直接推動了農業發展並提高了產出。遍布全國各地的數千萬小學及中學畢業的青年,積極向當地農民傳授並推廣當時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其中,著名作家王小波也是1952年龍年出生的一員。在1968年至1970年間,他被派往雲南農場與當地的鄉親們共同耕作。這段深入農田、與農民並肩勞作的經歷,成為他日後創作的著名小說《黃金時代》的靈感來源之一。從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間,中國的糧食產量從2.09億噸增加到3.05億噸,增長了近50%。
二戰後,歐美市場需求持續增長,全球化生產趨勢日益明顯。在這一背景下,發達國家開始將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產業轉移過程中,亞洲的眾多新興國家從中受益,經濟迅速發展,人口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受到日本以製造業引導的經濟騰飛的啟示,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等地紛紛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它們依托改革和人口紅利,大力發展紡織、電子產品、服裝等輕工業。
以1970年代的香港為例,製造業在GDP中的占比接近30%,並雇傭了占總勞動力40%的工人,凸顯了製造業對經濟增長和提供就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勞動力需求方面,1952年前後出生的龐大新生兒群體正值壯年,構成了龐大的勞動力供應,恰好滿足了輕工業生產對勞動力密集的要求,從而促進了工廠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
時間來到了1980年代,當年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地:香港、新加坡、臺灣和韓國,開始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口基數限製所帶來的轉型壓力。它們根據自身的獨特優勢和產業基礎,做出了向服務業或是中高端製造業升級的戰略選擇。通過不懈努力,它們最終都成功地完成了經濟轉型,並因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成功轉型的案例,被賦予了亞洲”四小龍”的美稱。
由於地域狹小且人口密集,香港和新加坡進一步拓展製造業的空間有限。然而,憑借著卓越的航運條件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背靠中國和東南亞,香港和新加坡重點發展了航運業。自1980年起,香港和新加坡的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已躋身全球前五。與此同時,國際貿易的繁榮興盛也為當地金融業的發展註入了新動力,並推動了兩地國際化的進程。與海外企業的交易往來以及當地企業內部融資需求的增長,極大地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吸引了大量海外銀行在香港和新加坡設立分支機構。到1980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國銀行分支機構數量已接近數百家,為它們日後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金融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服務業在香港和新加坡GDP中的比重不斷攀升,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也經歷了顯著變化。對於1964年龍年降生的香港和新加坡人而言,他們中的許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並精通英語等外語,為未來的職業生涯做好了充分準備。當他們於1980年代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時,他們在金融、國際貿易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與市場需求完美契合,滿足了香港和新加坡服務業與海外公司之間日益增長的貿易和業務需求。
臺灣和韓國采取了不同的轉型路徑。它們依托其深厚的工業基礎,積極推動製造業的升級轉型,並專註於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發展。與香港和新加坡相比,臺灣和韓國在人口規模和地域面積上更為龐大,同時擁有更為完善的工業基礎。在臺灣,政府通過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等多項措施,為高科技產業的迅速擴張提供了強大支持。特別是以電子零組件為主導的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持續增長,成為臺灣經濟的重要支柱。韓國的產業結構也呈現出相似的趨勢,電子、機械等先進設備製造業在GDP中的占比不斷提升。在這一過程中,三星、現代、LG等公司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在西方家喻戶曉的韓國品牌。 隨著經濟逐步向先進製造業轉型,許多在1964年龍年前後出生的臺灣和韓國人選擇了投身科技行業。他們中的一部分選擇進入高校深造,攻讀碩士甚至博士學位,通過在學術界的深入研究和鉆研,為日後創業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亞洲四小龍逐漸將發展重心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向其他產業時,它們原先在全球市場中占據的大量市場份額出現了空缺。為了填補這一空白,發達國家開始尋找新的製造業中心。而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充滿變革與機遇的時代。1978年,鄧小平宣布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這一歷史性決策推動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隨後,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措施,促進了以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為代表的高速工業化發展。
進入1990年代,隨著冷戰的落幕,全球化步伐加快,推動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投資、人員流動和技術革新。與此同時,中國也在此時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隨著政府加快對外開放,以及友好的國際經商環境,中國獲得了更多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機會,推動了90年代初期全民經商的熱潮。據統計,僅在1992年,就有約12萬公務員選擇辭職,下海投身商界。同時,中國的私營企業數量也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從1990年的約9萬戶迅速攀升至1998年的約120萬戶。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中國的FDI從1990年的35億美元躍升至1995年的417億美元,占發展中國家總FDI的比例高達40%。此外,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顯示,持續增長的勞動力人口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而海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引進也為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註入了新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在90年代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1992年至1995年間更是實現了超過10%的GDP增長率,在眾多發展中國家穩居領先地位。
中國政府為吸引外資而製定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引起了臺灣和香港商人的高度關註。自1980年代起,香港商人開始逐漸將投資焦點轉向中國大陸,其中包括香港置地公司、太古集團等知名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在旅遊、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多個領域都有所涉獵,投資地點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省,港資占外資的比重超過了80%。與此同時,隨著香港本地製造業在整體經濟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更多香港商人開始意識到將生產線移向中國大陸的巨大潛力。香港的中小資本因此紛紛湧入,利用中國大陸的低廉勞動力和豐富的土地資源,建立起眾多的加工工廠,主要生產服裝、玩具、電子產品等消費品。完成生產後,這些企業借助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和經驗,將產品遠銷到全球各地。這些港商不僅為大陸帶來了急需的資金,他們也帶來了此前在香港經營企業所積累的先進管理經驗和市場運作模式。許多在1976年龍年前後出生的香港人,正是通過投資中國大陸,成功賺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緊跟著港商投資的浪潮,臺灣的企業在1990年初也紛紛加大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力度。僅在1993年,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就超過了1979至1992年的總和,投資項目數量超過一萬個,投資金額超過30億美元。除 了投資傳統的製造業領域,臺商還開始涉足高科技產業,將生產線延伸至大陸。例如,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在90年初分別在廣東、江蘇、陜西等地投資設廠。他利用電子產品的組裝技藝與中國豐富的70後勞動力資源,成功贏得了戴爾、蘋果等知名企業的訂單。至今,鴻海集團仍是投資中國大陸最多的臺灣企業之一。
在90年代,中國的就業市場也經歷著結構性的變革。長期以來,第一產業(農業、林業、牧業和漁業)一直是吸納就業人口最多的領域。時間來到90年代,這一領域的就業人口在總人口的占比持續下降。1997年,該比重首次跌破50%,標誌著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領域的轉型。與此同時,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占比則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對於1976年出生的這一代龍年嬰兒而言,他們踏入社會時面臨更多的機會和選擇。90年代,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投身於製造業,為當時快速擴張的製造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提供了寶貴的人力。此外,也有一部分70後選擇進入高校深造,畢業後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對市場需求的探索,踏上了創業之路,例如京東、美團等公司,就是由高校畢業的70後創立的。
此時期,1988年出生的「龍仔龍女」們步入成年,成為適齡工作人口。回望這一時期,作為後起之秀的中國,在亞洲各經濟體中的表現最為亮眼。2006-2010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實際增長11.2%,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以低成本勞動力帶動出口額大幅增長。截至2010年,中國製造業的全球占比飆升到19.8%,居世界第一。大眾耳熟能詳的淘寶,即抓住了這一代年輕人的龐大市場。他們喜歡便利,對新鮮事物有更高的接受程度。淘寶對症下藥,拓展年輕人市場,在接下來幾年迅速成長為中國國內網絡購物市場第一名。截至2010年年底,淘寶註冊會員超過3.7億人,占中國網購市場80%的份額。淘寶的出現,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為中小企業節約了創業成本。
隨著香港和新加坡經濟持續發展,人才庫日益壯大,本地人開始在外資企業在當地設立的辦公室中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兩地的頂尖學府,例如香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通過引進優秀師資、增加科研投入,並積極與國外大學開展合作與交流,顯著提升了自身的教學水平,也為培養高水平專業人才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本地人才技能的提升,以及對當地商業環境、法律法規和文化習俗的了解,外資企業不再需要派遣大量外籍員工到香港和新加坡工作。因此,自200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香港和新加坡人開始在當地的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全球知名企業擔任要職。許多在1988年龍年前後出生的香港和新加坡人,憑借他們出色的教育背景,在高端服務業就業機會持續向本地人開放的背景下,於各大知名跨國公司中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大放異彩。
隨著2024年農歷春節的臨近,媒體普遍預測,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將再次迎來生育小高峰。然而,在當前東亞各國普遍面臨低生育率問題的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的趨勢在短時間內可能難以逆轉。臺灣、香港、新加坡、和中國都已逐步跨入人口轉型模型的第四階段:生活資源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以及晚婚晚育趨勢,導致生育率低和人口減少的現象。在人口持續下滑的背景下,這一代龍年出生的嬰兒將面對因人口減少而引發的經濟發展挑戰,例如勞動力供應短缺、公共醫療成本攀升、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結構轉型壓力。與此同時,科技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崛起,預示著未來社會的巨大變革。在這樣的歷史交匯點上,2024年誕生的屬龍一代又將如何抓住機遇,書寫他們自己的傳奇故事呢?讓我們拭目以待。